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道德、正义观等其他社会意识亦具有深厚的正当性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史也可以对应于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在学术上形成良性的互动。第十四章的题目是自由主义与现代晚期的正义社会观——对凯尔森、富勒、罗尔斯、诺齐克和社群主义批评者的解读。
希望通过回溯中国法理学史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研究基础，憧憬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前景，最终促成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创立。因而，尽可能参考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法理学的历史，这就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对于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如孔子，他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表达出来的法律思想与他在整理古典文献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法理学，可能就有差异。既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
由于中国法理学史与这些二级学科中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共享法理之名，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要理解中国法理学史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有必要从法学学科体系中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开始说起。接下来的第五章大卫·休谟——捍卫经验与传统，反对以理性指导现代性叙述休谟的法理学，旨在凸显西方近代法理学史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在传统法律领域，权力与权利往往是此起彼伏的损益关系。
无疑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可以给人类赋能、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共享福利的，这才构成了技术供应与技术消费的市场性质。今天的人们，在生活与工作等方面享受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数字技术给个人自由乃至身心带来的压抑感和疲倦感，这难道与数字权力的摆布与控制脱得了干系吗? 数字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支配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参与数字社会秩序的主体权利受到更加不对称的挤占和侵害。有学者将算法权力在法律上界定为程序问题，是有道理的。这说明现有法律难以规制加密货币。
该研究所分析的侦查权扩张欲和侦查人员个人窥私欲，就属于数字公权力背后公欲的两种类型。虽然法学不能与技术同步，但是可以提前预测技术应用的效果。
决定数字私权力的私欲有何特点？可以说，私欲代表着微弱的自我管控力。因此，吴教授说，Chat-GPT推动人工智能向内容合成的高度跃升，塑造了内容生产的新范式，成为智能数字交往的有力手段，推动了语言生成和对话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那么，数字权力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人们常说，当今技术在野蛮生长，野蛮生长的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发展以市场和利润为动力，二是技术的发展有公权和管理的助推。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除算法之外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新兴技术。
他也承认，关于算法监管的大量且不断增长的文献已经警示我们依赖此类技术所固有的陷阱，包括虚假的客观性、决策透明度的降低和设计上的偏见，这些局限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用户对其管理流程的期望。相应地，打破算法黑箱就不是最佳的介入方式，反而应当以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来介入算法。这些研究都是关于数字法治价值观和基本原理或原则的研究。比如，把算法技术应用于预防犯罪的自动监控时，工程师要为算法的准确性和透明性负责，却不能为自动监控用于哪个路口、哪座房子的决策负责。
但数字平台对社会结构的嵌入和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其自身带来了现实层面的支配地位，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私权力（Privite Power）。然而，在数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数字权力扩张的同时，人的某些权利也得到大幅扩张。
数字权力在接受法治控制的同时，还能够克服人类法治的固有弊端、改善人权和法治并造福人类。Isabel Hahn还指出了数据权力的三个定义性特征：一是数据权力在数字环境中无处不在，二是海量、多样的数据导致了数据权力对用户的控制，三是数据权力指的是跨不同数据集聚合数据的能力。
因此，也有学者指出：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及少数知识精英，在资本与数据逻辑的主导之下，获得了处置个体信息甚至控制政治议程的权力，原本由网络空间分散的个体所掌握的话语权向新兴资本与知识中心聚合，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又呈现明显的集中化特征。这是数字权力应被纳入法律使其成为法学与法律概念的第二个理由，是数字人权得以证成的第二个思路，也是数字法治被提出的第二个逻辑起点。这也就是说，数字权力具有覆盖面极为广泛的普遍控制力与强大的数据聚合力，难道这还不足以构成一种与传统国家权力相匹敌的数字权力吗？其次，数字技术的基础是算法，但算法不是数字技术的全部。它是一个‘友好的老大哥，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思想和观点。当代新兴科技在社会中的广泛、深入应用，已经使数字技术贴近或紧逼每个人的肉身。在英国，几位学者与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在其合作进行的研究中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经验，即政府可以从审查的线索或来源入手，构建对此类数字化决策的解释。
由此可见，在我国，相比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多数法学学者对数字技术和数字权力持有普遍的担忧和防范态度，因此，其中的大多数都建议应该从法律上对数字权力进行防范和规制。平台可以利用其看门人的权力，从依赖其基础设施的业务用户那里勒索和提取更好的价钱。
在抑恶的思路之外，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权力助力法治扬善，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这是数字法治在人工智能进入AGI时代所面临的更高阶课题。执法部门应该设计程序上的指导方针，指导第三方企业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收集到的信息。
他们在一个实验决策场景中，将决策管道工具化以记录审查线索或来源，根据受众及监管目的对相关解释进行分类，构建解释生成原型，并将整个系统部署在在线演示器中。换句话说，数据权力不仅仅是使用新技术来获得对数据的新见解。
这份长达6页的指南首先指出，本指南旨在协助司法官员使用人工智能（AI）。该项目研究者认为，电子规则制定平台便于公众对政策或监管建议的审议，使决策者能权衡相关考虑，可以促进公众对政策或监管建议的审议的数字咨询过程。信息过滤机制（包括算法推荐）让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只跟观念相同的人交朋友，这些观点不断重复之后不断加深，最终形成了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密室。有非洲学者研究认为，在非洲，国家和社交媒体公司的联手行动导致人们在互联网上行使的言论自由权不断受到围攻。
但本文论题仅以数字技术为考察范围。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在数字经济中，赢者通吃已经成为新规则，社会身份和财富不再仅靠劳动和投资来获取，而更多的是通过占有信息、数据和赢得算法来获取。
比如，数字技术可以促使权力去中心化和扁平化，避免低效率、不平等和权力寻租等现象。那么，数字法治与传统法治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或者说数字法治应当关注哪些特殊问题？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利弊双向特征，数字权力也如公共权力一样，需要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路径和模式。
基于过去已有的认知，算力就是计算能力（Computing Power），即对信息数据进行处理、输出预定结果的计算能力。由此可见，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把数字技术与商业结合的平台支配力看作一种私利化的权力。
在数字平台的实践中，这种权力呈现为市场准入权、资源调配权和规则制定权，由此形成了平台主导的内容和服务治理结构。公欲是具有可控性的，因为法治国家都有理性的决策机制和政策推进机制并且，2023年《立法法》的修改则更进一步地强化了立法规划的法律地位。淡化立法规划的观点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绕开了立法规划的实质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使得其论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六经注我的色彩。
然而，如果从立法实践的角度来观察，立法规划室的权力行使非常主动且影响巨大。尽管后续的审议阶段也能够判断条件是否成熟，但是立法规划通过项目的区分对立法条件成熟进行判断体现了立法规划的独特价值。
面对立法官僚化对民主立法的挑战，立法规划直接向公众宣告立法者对立法条件成熟的判断，保证公民对立法进程的知情。在这个意义上，效益成了在逻辑上包含速度和效率的一种分析框架，从效益的角度进行探究则更有助于发现立法规划的价值。
立法规划的实质功能是对立法条件成熟进行判断，立法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保护的价值决定了其对条件成熟的判断强度。根据表1中各类项目的表述，按照语义解释，条件是否成熟的判断似乎被转化为是否可被提请审议，达到可被提请审议标准的法律草案似乎等同于立法条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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